三部委出台的系列公积金新政，它所带来的便民性是不难想象的。这是进步，亦是政策利好。不过，即便三部委在强调，之所以出台该份红头文件，是“为提高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住房消费能力，支持缴存职工购买首套和改善型自住住房”，但这仍然无法消弭民众的下意识猜度。毕竟事实就摆在那里，无论是“公积金缴存异地互认和转移”，还是“公积金贷款保险等收费项目被取消”，类似的公积金政策调整指向，公众其实早已有所呼吁，但如今其才姗姗出现，民众质疑不免其来有自。

　　我们当然不是说，此次的公积金新政在执行一段时间后，很可能就被收回，但当红头文件中的公积金新政，轻易地就成为一种“阶段性调控工具”的猜测，这说明，调整公积金政策，立法形式可能远胜于“红头文件”。

　　对于公积金权利在内的民众权利，立法相对于红头文件的优势在于，它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政策的实施，以及行为的规范。此种规范和强制力一旦确立，民众的权利状态就是持续稳定的。具体到公积金的话题上，媒体早就指出，其“缴、提取、贷款、增值收益分配”等方面都存在管理上的漏洞，最主要的缘由正是没有一部公积金管理的专门法律。缘于没有法律，公积金就会存在监管虚置、增值收益产权模糊，甚至是公积金不“公”的系列疏漏，为公积金立法已迫在眉睫。

　　红头文件里的公积金新政，其进步性仍是有限的。一种理想的路径显然在于：当民众相关的议论已至沸沸扬扬，公积金政策就应进行大修，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。（原载《华西都市报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