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北京大学公布全国28个大中城市“烦恼指数”。28个主要城市白领普遍“比较烦”。其中，宁波最幸福，北京、广州分别排在第20、21位。（5月2日《广州日报》） 

　　不论是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国仇家恨，还是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”的怀才不遇，抑或是“有谁在月光下变成桂树，可以逃过夜夜的思念”的儿女情长。在文人骚客的作品里，烦恼从来都不缺乏笔墨。 

　　伴随着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，烦恼也逐渐从个体感触发酵成为公众心态。“悲催族”也好，“年会恐惧症”也罢，职场早已成为一个“没有硝烟的战场”。时间冲突和角色模糊，让人们不堪重负；比较差异导致的心理落差，让“相对剥夺感”大行其道；互动缺失和人际关系紧张，进一步恶化了职场的生态。

　　卓别林主演的电影《摩登时代》，让人们认识到了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对人的异化。如今，在一些地方，工作对生活的异化，不再是屏幕上的滑稽故事，而是活生生的现实。前有23岁女白领“过劳死”，后有农民工“断指”之痛，工作异化生活的“恶果”，频频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。 

　　在发展的语境下，效率具有天然的合理性，生产领域对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，必然会导致生活领域人际关系的疏离化。于是乎，在职场里，人们钩心斗角、“面和心不和”；在社区中，人们冷漠排斥，一旦“狭路相逢”，只一脸麻木地擦肩而过。

　　缓解“城市的烦恼”，单纯依靠白领们的心理调适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提升民众幸福感，需要政府、企业和社会形成合力。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，健全社会保障，提升公共服务，做社会心态的“压舱石”。企业要严格劳动保护，在物质激励的同时，强化对职工的人文关怀。社会组织要开拓公共空间，搭建交流平台，让人们在社会参与过程中感受互动温情。只有“对症下药”，才能消除工作对生活的异化，烦恼留在人们身上的印记才会越来越轻。（原载《华商报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