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1月，从北京传来好消息：我的180万字的纪实长篇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（上、中、下卷）获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，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是我付出精力最多、经过二十多个春秋采写终于完成的长卷。这本书的万字长序，写出了这本书的艰难历程……

　　最初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

　　“文革”十年，中华民族的大灾难，哀鸿遍野，冤狱遍地。"直如弦，死道边；曲如钩，反封侯"!正因为这样，"文化大革命"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。

　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指出：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使党、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。 

　　历史已经判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 

　　1980年，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"文革"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，写了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《黑影》，于1981年春连载于《羊城晚报》。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，说出了这样的话：

　　“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，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。一时强弱在于力，千秋胜负在于理!”

　　“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，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。”

　　当小说正在《羊城晚报》上连载的时候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，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。每天晚上，我都坐在荧光屏前，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。一边看，我一边作笔记。我发觉，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，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慑力!于是，我萌发了写作反映“文革”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……

　　我注意到，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作为一场悲剧、闹剧、惨剧、丑剧，早已降下大幕。沸沸扬扬、大灾大难的十年，已经凝固成为历史。然而，这段特殊的历史，迄今仍为海内外所瞩目。"文化大革命"大幕背后的一切，依然是千千万万读者关注的热点。

　　我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：

　　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《随想录》。巴老对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深刻、尖锐的鞭笞，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。

　　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·夏伊勒所著的长卷《第三帝国的兴亡--纳粹德国史》。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，花费五年半时间，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。

　　在卷首，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，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：

　　“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。”

　　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，绝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。

　　填补历史空白的文学作品

　　我作为上海作家，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：

　　关于上海的开埠和"洋人"们进入上海，已经有了长篇小说《上海--冒险家的乐园》；

　　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，有柯灵写的电影《不夜城》；

　　关于上海的解放，有电影《战上海》；

　　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，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……

　　我以为，内中有两个上海的重大历史题材，尚无相应的文学作品：

　　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，这是“开天辟地”的大事，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；

　　二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1976年10月，“上海帮”（“四人帮”）的出现、发展以及覆灭，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，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。

　　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。

　　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，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《红色的起点》。

　　当我着手采写“四人帮”的兴亡史，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。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，凭我单枪匹马，怎么能够完成？

　　我这个人，一旦认定了目标，就要坚决干下去。

　　关于“四人帮”的这部长篇，曾经数易其名：

　　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，取名《上海风云》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卷。

　　后来觉得“风云”太平淡，没有火药味，于是改名《上海的拼搏》，仍分上、中、下三卷。

　　然而，着手之后，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，篇幅甚巨，一下子难以下笔。于是，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，即把这一“母题”分切为四个子题，分为四部长篇，即《江青传》、《张春桥传》、《姚文元传》、《王洪文传》。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《“四人帮”全传》。

　　1986年10月，为了庆贺粉碎“四人帮”十周年，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，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，以《浩劫》为书名，作为“"重中之重”，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）。但后来却因故停止排印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我仍毫不灰心。我以为，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，需要精心创作、精心修改。我花了一年多时间，埋头于修改、补充。终于，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。从1988年初起，在半年的时间里，陆续出版了《“四人帮”全传》初稿。这四本书初版本的出版，引起各方注意。但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，又继续进行修改、补充。在1993年，出版了《“四人帮”全传》修订本。

　　清楚勾勒“四人帮”兴衰历程

　　《“四人帮”全传》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。在写作《“四人帮”全传》的时候，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：“四人帮”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就拿批判《海瑞罢官》来说，在《江青传》中要写到，在《张春桥传》、《姚文元传》中也要写到。如果都写，彼此有重复感。如果只在《江青传》中写到，《张春桥传》、《姚文元传》中不写，则又不行，因为批判《海瑞罢官》毕竟是张春桥、姚文元历史上重大事件。

　　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，我在写作的时候，有一详略总体考虑：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，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，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。仍以批判《海瑞罢官》来说，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是姚文元写的，在《姚文元传》详写，而在《江青传》、《张春桥传》中略写。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，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。

　　不过，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“帮”，是一个整体。在完成《“四人帮”全传》之后，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，把“子题”合并为“母题”，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，书名改为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。

　　在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中，把“四人帮”作为一个“帮”来写，不仅把“四人帮”的兴衰清楚地勾勒出来，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。

　　经过前后二十多年的努力，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，我终于完成了这部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。

　　（叶永烈）